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医生为患者进行移植手术。

薛瑾（后）陪伴器官捐献者家属与供体最后告别。

一边是送别死亡，深切体会家属的悲痛；一边又默默期待患者顺利受捐而迎来生命的曙光在复杂与矛盾的心理下，他们不断见证死亡与新生、绝望与希望

□本报记者 阳帆 石小宏

3月16日，四川省人民医院，6岁的小女孩甜甜（化名）走完了她短暂的人生，在医生判定她死亡后，她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被成功获取。

10多个小时后，从甜甜身体里获取的器官，被成功移植到三位重症患者身上，小甜甜的生命在三位危重患者的身上得以延续。目前，接受器官移植的三位患者生命体征正常，器官功能运行良好。

作为省人民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薛瑾再一次见证了死和生之间的转换。

在奔忙中助人“起死回生”，薛瑾和她的同事们，一次次为生命的延续“牵线搭桥”。

“当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重新站起来时，自己会觉得工作特别有意义，也特别自豪。”现年26岁的薛瑾，这样描述对职业的感受。

在死生之间架起140多座“桥”

3月初，甜甜因为车祸造成了重型颅脑损伤，住进了当地医院，经抢救，还是看不到甜甜生的希望，家属和医院通过商量最终确定不再救治。

在甜甜生命垂危时，医务工作者向其提出捐献患者器官的建议。几经思考，甜甜家里人为她做出了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决定——捐献器官。

得知家属同意捐献器官后，薛瑾和省人民医院医生前往患者所在地，当家属在器官捐献同意书上签字后，他们立即将患者接回到省人民医院，等待器官移植手术。

3月16日，在生命体征完全消失并宣布死亡后，甜甜的器官获取手术正式开始。10多个小时后，从甜甜身上获取的器官成功移植，这场生命的延续也宣告完成。

这样的事情，薛瑾已不是第一次经历，从业5年多来，她和同事们一起，已经办理了140多例器官捐献。

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薛瑾的主要工作就是联系“潜在捐献者”的家属，宣讲有关政策法规，协助完成捐献手续，让逝去的生命帮助别人获得新生。

一边即将逝去，一边等待挽救，器官捐献协调员奔走在生与死之间。

“截至3月26日，本月我们已完成了7例器官捐献，其中最小年龄6岁，最大63岁。”薛瑾说。

说起最初走上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岗位，薛瑾说纯属偶然。2011年，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杨洪吉向医院申请配备专职的协调员。那时省人民医院的器官移植中心已成立两年，并于2009年完成了省内首例器官捐献手术。但那时并没有全职协调员，请公证员见证、来回奔走协调直系亲属签字等事项全靠医生来完成。当杨洪吉向医院提出申请配备专职协调员时，恰好被当时在医院实习的薛瑾听到，她立刻向杨洪吉自荐。

但面对当时这一省内的空白领域，刚走上器官捐献协调员岗位的薛瑾才发现这份工作并不轻松。“当患者家属沉浸在离开亲人的痛苦时，就要向他们提出器官捐献的建议，听起来似乎很残忍。”薛瑾说。

至今薛瑾还记得第一次和病人家属接触沟通器官捐献时的情景，“最开始的时候，器官捐献还不像现在这样被大众知晓，去和家属沟通之前就一直在想怎么开口、怎么沟通。”薛瑾说，好在是家属自愿提出捐献，并且意愿很强，总的来说第一次还是很顺利。

虽然从业5年多，办理了140多例器官捐献，但当每次看到患者家属郑重地签下“同意捐献全部有用器官”时，薛瑾的心里都会对家属产生由衷的敬意。

去年10月，21岁的王猛从摩托车上摔下，造成重度颅脑损伤，呼吸靠呼吸机，血压靠升压药维持生命，瞳孔散大，所有深浅反射完全消失。在经过县、市、省三级人民医院评估救治后，他的父母最终提出放弃治疗：“如果孩子真的救不过来，我们愿意让他去救更多的人，以此延续他的生命。”随后他们一笔一画地为儿子签下了“器官捐献同意书”。

“在把王猛推进手术室之前，他的父母来和他告别，妈妈拿着湿纸巾为他进行最后一次擦拭，泣不成声，父亲搂着王猛的肩膀，靠着他的头，泪如雨下。”薛瑾回忆起那次捐献，用手拭了拭自己的眼角。

“在我心里他们都是英雄。”薛瑾说。

更多生命延续之“桥”遥不可及

躺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病床上，28岁的内江人郑秀脸上有了笑意。

3月1日，身患尿毒症的她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手术很顺利，一名捐献者的肾脏重新在她的身体里“活”了过来。

5个月前，郑秀的父亲郑家远突发脑溢血，被判定为脑死亡后，家人将其两个肾脏、一个肝脏捐出，让3名患者重获新生。这次郑秀接受肾脏移植手术，也得益于他人捐出的肾源。

仅等了半年时间就实现了移植。郑秀是幸运的，她的幸运源自一个不太被人熟知的政策。2010年，卫生部印发《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肝脏与肾脏移植核心政策》通知，其中提出，遗体器官捐献者的直系亲属或活体器官捐献者如需接受肾脏移植手术，排序时将获得合理的优先权。父亲曾经捐出器官，郑秀就是“器官捐献者的直系亲属”，排序时将获得优先权。

为郑秀主刀的川大华西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王莉认为，郑秀的经历是一个巧合，虽然器官捐献的大义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严格的分配制度可以确保器官分配公平合理，但利人者利己，也是对器官捐献的一种鼓励。

但对于更多的病人来说，生命延续之“桥”似乎遥不可及。

杨洪吉告诉记者，医院去年就有六七百名患者需要进行移植才能挽救生命，然而成功获取的供体只有40多例，大多数患者都因为等不到供体而走向生命终点。

“每次当看到一个很好的供体，最后家属不愿捐献时，心里都会感到很遗憾。”薛瑾说，虽然我们团队成功促成140多例器官捐献，但接触的家庭至少是这个数量的五倍。

不是每一次的协调都能成功。在2012年第一次顺利完成协调后，接下来的10多例，薛瑾连续遭遇挫折。工作难度之大一度让薛瑾想过放弃这份工作，她也曾离开了医院一两个月。“离开期间，当我看到媒体报道医院成功进行移植时，又感觉到满满的正能量，告诉自己要干好这份事业。”薛瑾说，虽然成功的比例并不高，但仍愿与团队一起去努力。

前不久，薛瑾和她的团队就经历了家属的拒绝。

“病人是一名年轻的女性，出车祸后，家属最终决定放弃治疗。”薛瑾说，他们告诉家属在选择放弃时有另一种选择，捐献器官让亲人的生命得以延续。

“家属的态度很强硬，直接就拒绝了。”薛瑾说，拒绝的原因很多，传统观念、风俗习惯、旁系亲属的反对等。

“虽然明明知道家属如果同意捐献，至少会救五个人，但还是要尊重家属的意愿。”薛瑾说，“我们不是在劝捐，只是在家属放弃生命的时候，告诉他们还有另一种选择，不管家属最后咋决定，我们都理解与尊重。”

一次次的失败，并没有熄灭薛瑾们对这份工作的热情，他们依然奔走在省内各地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向医生护士及家属传播器官捐献的理念。一年下来，行驶里程达3万多公里。

“我还会继续干这份工作，每次在重症监护室看到供体住在10床，受体接受移植手术后又住在10床，就会感到生命的延续很有意义。”薛瑾说。

“生命之桥”需要

更多人来搭建

几天前，薛瑾去了一趟攀枝花，在协调完一例器官捐献后，又在攀枝花多留了两天。“我们虽然不能做大范围的宣传，但是我们要去传达器官捐献的理念，首先就是让医务人员知道器官捐献是怎么一回事，有病人愿意捐献器官时，至少知道渠道。”薛瑾说。

自从2013年薛瑾成为四川省乃至西南地区第一位持证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以来，近5年我省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队伍也在逐步扩大。根据省红十字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通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培训考核并取得证书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有69人，其中医疗系统协调员44人，红十字会系统协调员25人，大部分协调员都有医学专业背景。

正因为有薛瑾这样的协调员努力，近年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群在逐步扩大。

“从2013年开始，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四川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说，截至3月20日，今年全省无偿捐献器官例数达到304例，共计捐献器官811枚。

“中国器官捐献才刚刚起步，缺口还很大。”杨洪吉说，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各类疾病需器官移植的患者有30多万名，实现移植的仅有1万例左右。与世界发达国家器官捐献百万人口捐献率高达40相比，2016年我国百万人口捐献率仅为2.98。

而在很大程度，这也源自社会上很多人对器官捐献的陌生、疑虑和排斥。

薛瑾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和团队一起，努力宣传器官捐献，打消公众的疑虑。

“首先是观念上的扭转，要让更多人知道器官捐献是一件有益的事，既可以让他人生命获救，同时也可延续自己的生命。”薛瑾说。

针对部分公众对器官捐献的疑虑，杨洪吉说：“器官捐献采取双盲原则，即供体和受体双方家庭不能见面。器官的分配由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执行，该系统严格遵循器官分配政策，以患者病情紧急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国际公认的客观医学指标对患者进行排序，由计算机自动分配器官。”

“有的家属还会提出疑问：人还没死就同意捐献器官，医院会不会就不再努力抢救？”薛瑾说，医生不可能放弃一个生命去挽救另一个生命。作为医务人员，不管是做移植，还是救治生命垂危的病人，都是救死扶伤，如果能救治病人肯定会尽力救治。

如今，薛瑾的手机微信时常会收到受体家属发来的感谢信息，每次捐献完成后，薛瑾往往又成为两个家庭沟通的桥梁。“受体的家属会给我们发来感谢的信息，也希望通过我们向器官捐献者家属表达感激。”

“希望有一天，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识，就像对认识献血一样普及。”薛瑾说。本报制图/朱濉 本版摄影/付辉

原文链接：http://sichuan.scol.com.cn/dwzw/201703/55864048.html